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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在北京这座超大城市里，教育从来不是一个抽象议题。它真实地存在于无数家庭的日常生活之中——需要家庭在居住、工作与教育之间，不断地权衡与选择。

在这一背景下，曾出现过一类特殊学校：它们面向随父母进城务工的儿童提供最基本的受教育机会。这些学校一度在城市边缘生长，目前正日渐淡出公众视野。

受“求是学术”育研活动支持，司静楠同学组织“北京市外来务工子弟学校变迁口述史实践团队”，将目光投向这一正在消退的教育现场。团队尝试以口述史的方式记录其变迁轨迹。在为期仅两周的调研中，他们完成了一次在真实社会情境中“求是”的研究实践，与多名教育局工作人员、教师、家长和学生开展了深度访谈，积累访谈实录约40万字。

一

从课堂出发：一次研究选题的形成

一个“值得做的研究问题”究竟是什么？在口述史团队成员看来，至少需要同时具备三个条件：现实关怀、研究基础与实践可行性。而对于本科生，选题不仅要有意义，也必须做得出来。

在最初学习口述史研究方法时，团队成员也曾倾向于选择更新颖、有趣的话题。例如围绕“雄安新区生态变迁”等方向的讨论，曾一度进入备选范围。但经过多轮组内讨论与投票之后，大家逐渐意识到，一个好的研究问题，不能仅停留在新颖性，还需要考虑是否具备足够的资料基础，以及是否能够通过田野调查获得一手经验支撑。

在日常学习过程中，这项研究的起点逐渐显现。他们开始不满足于既有的历史知识框架，试图不断追问：历史研究，是否只能指向已经过去的时代？在学院教师的引导下，这一疑问逐渐转化为新的理解：“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成员们逐步将目光从书本延伸至现实社会，在当下经验中寻找具有历史价值的问题，尝试把个体的生命经历，与更宏观的时代背景联系起来。

而真正促成选题确定的，是多重经验的交汇。一方面，部分成员在志愿服务中接触到随父母进城的儿童，逐渐关注到他们的教育处境。司静楠同学回忆，在参与一次青协活动后，这部分儿童的教育背景令她深受触动。另一方面，成员在支教过程中切身感受到北京不同区域间教育资源的不均衡；此外，团队中不少同学本身正是从外地来到北京求学——这种相似的“流动”处境，使大家在理解研究对象时，拥有了一种更为切近的情感连接。

正是在这些具体而微的经验上，“北京市外来务工子弟学校变迁”逐渐从一个模糊的关注点，转变为一个可以展开系统研究的问题。它既回应了城市化进程中的现实关切，又具备通过口述史方法深入挖掘的材料基础，最终成为团队一致选择的研究方向。

二

走向真实：团队的田野准备与实践

从确定选题到真正进入研究现场，并不是一个自然发生的过程。对于这支以本科生为主的团队而言，如何找到受访者是自选题确立之后就必须跨越的第一道门槛。

在正式开展线下调研之前，考虑到曾就读于此类学校的人群年龄多已在二三十岁，这些较早期的社交平台反而成为更有效的入口，团队成员一方面利用微博、百度贴吧等平台发布信息、主动联系潜在受访者，另一方面团队成员也在学习最基础的访谈流程与沟通方式，为后续线下工作积累经验。

真正的突破来自于线下联系的推进。为了进入更具代表性的研究现场，团队尝试与教育行政部门建立联系，但由于没有现成经验可以参考，作为在校学生并不了解应该联系谁、材料怎么准备。团队成员只能自己摸索：如通过学院开具介绍证明，自行设计说明材料，甚至尝试发放传单。期间，他们联系了多个区级教育部门，经反复沟通，多轮尝试，最终得到石景山区教委的回应，并帮助团队对接到具体学校。在此过程中，成员也在积极发挥个人作用：有人通过校友网络寻找线索，有人基于相似的成长背景（如来自河北等地的流动经历）与同地区的子弟学校学生建立初步信任。

随着访谈对象逐渐落实，团队开始系统推进线下调研。在实际访谈中，成员不仅需要完成提问，还要处理时间协调、现场记录、沟通节奏等多方面问题。

从线上尝试到线下进入，从无处着手到逐渐建立研究路径，这一过程为后续研究打下了良好基础。对团队而言，走入田野不仅意味着获取资料，更意味着第一次以研究者的身份，与真实社会建立直接联系。

三

面对挑战：在不确定中推进访谈

进入田野之后，团队很快意识到，真实的调研远比预想中更加复杂。访谈并不是简单的“提问—回答”，而是在不断变化的情境中，与不同个体建立关系、理解经验的过程。

许多关键性的收获，往往来自最初未曾预料的瞬间。在红枫中心的访谈中，令同学们敬佩不已的侯奶奶不仅思路清晰，还主动向团队提供了大量一手资料，使原本零散的信息逐渐呈现出历史脉络。黄庄学校一位校长在接受访谈后，将班级旧照片悉数整理并分享给团队，该校长甚至主动将校内新闻系统整理成册便于团队分析。这种来自受访者的主动回应，使研究不再是单向的信息获取，而成为一种双向的交流过程。与此同时，也有受访教师在访谈后给予团队方法与精神上的支持，肯定他们的工作价值，使团队成员在不确定中逐渐建立信心。

在与不同年龄阶段受访者的接触中，团队意识到这项研究不仅关乎“学校”，更关乎人与人之间的经验与情感。对接受采访的某位黄庄学校08届毕业生而言，关于“流动儿童”的身份，是此前很少被看见的人生片段。一些受访者在访谈后表达感谢的行为，让团队对口述史产生新的的理解——不仅是记录历史，也是让个体经验被看见。

研究过程中也充满了不确定性。在个别访谈中，团队也遇到过与预期明显偏离的情况。有受访者在访谈过程中几乎不按提纲推进，而是长时间围绕个人经历展开讲述，使访谈内容逐渐偏离研究重点。面对这种情况，成员一方面需要在不打断受访者表达的前提下适度引导话题，另一方面也不得不在后期整理中进行取舍，以保证研究能够围绕核心问题展开。还有部分学校与机构出于隐私或管理考虑，对访谈持谨慎甚至拒绝态度。例如，团队曾尝试联系某在办学校及相关机构，但是地址早已搬迁，仅在百度地图上能够查询到以前的地址及名称，多次尝试通过地图评论区联系却未果；在个别访谈中，也有受访者提出对部分内容进行删减的要求。这些现实限制，使团队不得不在力求资料完整与遵循伦理规范之间不断寻求平衡，调整工作方式，例如提前沟通访谈内容、对录音转写稿进行审慎处理等。

在材料不断积累的同时，新的问题也随之出现：面对丰富而分散的个体叙述，研究应当如何取舍？团队逐渐将分析重点聚焦于“学校内部的运作与经验”，同时尝试在同一事件中对比不同主体的叙述，以此构建更具解释力的分析框架。可以说，这一阶段的挑战不仅来自调研条件本身，更来自对“什么是重要问题”的不断重估。在不确定中推进访谈的过程，也正是研究逐渐深入的过程。

四

从资料到分析：研究过程的深入

随着访谈数量的增加，团队很快进入了一个看似“材料丰富”、实则“结构松散”的阶段。不同身份的受访者带来了大量信息，但也使研究一度面临方向不清的问题。相比一些议题明确、对象集中的研究，本项目的访谈对象分布更为分散，叙述内容涉及学校、家庭、制度、个人经历等多个层面。因此，在最初整理过程中，材料之间缺乏清晰的逻辑关联。

这一问题在调研中期尤为突出。据邓嘉怡、李瑞雯等同学回忆，在集中访谈的时间段（9月5日至9月18日）内，调研节奏极为紧张，往往是“前一天访谈、当天整理、第二天继续进入下一场”的连轴转状态。为了准备访谈提纲与背景资料，成员常常工作至深夜甚至凌晨。在高强度推进之下，虽然积累了大量一手资料，但问题逐渐显现：访谈提问过于分散，缺乏明确聚焦，一些关键问题被反复回避或处理得较为谨慎，使得研究在一段时间内难以形成清晰的分析主线。

正是在这种几乎做不下去的状态中，团队开始反思研究路径。一方面，通过对已有访谈材料的集中梳理，逐渐发现多数学校与关键案例集中于石景山区，由此调整策略，尝试围绕重点区域深化访谈；另一方面，也开始有意识地优化问题设计，减少泛泛而谈的提问，转向更具指向性的核心议题，例如放弃对个别事件细节的提问，转而紧扣学校宏观的兴衰发展历程，并通过回访弥补前期访谈中的不足。

分析的进步还来自对既有认知的修正。在调研初期，团队基于已有信息发现社会舆论中对外来务工子弟学校的评价往往呈现出明显的两极化：或被视为公益性的教育补充，或被批评为设施简陋、管理不足的边缘存在。然而，随着访谈的深入，团队逐渐意识到，这些学校的实际状况往往介于二者之间，既面临着上诉的现实困境，也在制度中谋求着改善空间。这一认识的变化，使团队在后续分析中更加注重保持审慎与客观，避免简单化的价值判断，以更加包容开放的心态进入整理分析中。

这一阶段的困难成为推动研究从迷茫走向清晰的重要契机。从堆积材料到聚焦问题，从直观感受到审慎分析，团队逐渐完成了从“记录”到“理解”的转变。

五

角色转变：从学习者到研究者

在项目推进的过程中，团队愈发清晰地认识到这不仅是一项关于特定议题的研究实践，也是一段关于他们自身如何成为“研究者”的学习过程。而这一转变，离不开jrkan纬来体育 在不同阶段提供的支持与引导。

在项目最初立项时，团队成员几乎全部来自历史学院，研究视角相对单一。随着项目推进，jrkan纬来体育 副院长华建光在讨论与指导中提出建议：面对这样一个复杂的现实议题，仅依靠单一学科视角难以形成充分理解，应当引入多元学科视角。这一提醒使团队开始重新思考自身的知识结构：是否需要社会学、法学等不同背景的参与？这一“跨学科”的意识，成为团队后续反思中一个重要的转折点，后续社会学、法学专业同学的加入也让整个团队切身感受到研究问题与学科方法之间的关联。

与此同时，jrkan纬来体育 持续提供了多样化的交流平台。从通州大集到育研沙龙，团队有机会在不同场合介绍研究进展、倾听反馈。这些交流不仅帮助他们发现问题，也提供了持续推进的动力。对不少成员而言，这也是第一次以“研究者”的身份参与学术交流：需要表达观点、回应提问、接受质疑。这种经验，使“做研究”不再停留在内部讨论，而逐渐进入公共表达与学术对话之中。

此外，jrkan纬来体育 也提供了伦理规范的指导。在早期访谈中，团队对伦理与安全问题认识不足，经过提醒后，开始重视与当地政府的沟通报备、访谈对象的匿名化处理，以及材料使用的规范边界。这些看似程序性的要求，实际上构成了研究得以成立的重要前提。

随着材料积累与分析推进，团队也尝试引入更系统的方法框架，如扎根理论，以期在大量访谈资料中提炼结构性认识。然而，在实践过程中，成员逐渐发现，过于强调理论框架，可能反而削弱了口述史中最为珍贵的部分：个体叙述的丰富性与复杂性。如何在“结构化分析”与“保留个体经验”之间取得平衡，成为新的思考方向。

在这一过程中，团队逐渐从最初的完成任务，转向对研究方法与研究意义的自觉反思；从单一视角，走向多元理解；也从“学习如何做研究”，迈向“开始思考什么是研究”。这种转变，既来源于实践本身，也离不开jrkan纬来体育 所提供的支持性环境——一个不断给予反馈、允许试错、并鼓励探索的空间。

六

课堂之外：一次研究的完成与意义

随着项目的推进与阶段性完成，这项研究的影响逐渐从团队内部，延伸至更广泛的群体之中。

对团队成员而言，这并不仅仅是一份研究报告的完成。在调研结束之后，已有成员主动走入外来务工子弟学校参与志愿服务，尝试以更直接的方式介入现实情境，将研究转化为行动。同时，项目成果在学术层面也获得认可，团队在全国大学生口述史成果交流赛中获奖，这既是对研究质量的肯定，也使项目获得了进一步传播的机会。

更为深远的影响，则体现在与受访者建立的联系之中。在访谈过程中，不少亲历者第一次系统回顾自身经历。对于处于这一教育体系中的人而言，这段历史往往缺乏被记录与表达的渠道，而口述史的介入，使这些个体经验得以被看见、被理解。一些受访者在访谈后表现出持续的行动意愿，例如有校长开始整理校内历史资料，进而产生出版相关内容的想法。研究不再只是对过去的记录，也在一定程度上激发了当事人对自身经验的重新认识。

从更宏观的角度看，这项研究也为一段正在消退的教育形态留下了阶段性记录。从兴盛到逐渐式微，这一过程折射出城市发展、人口流动与教育制度之间的复杂关系。与此同时，团队也开始思考下一步研究方向。随着城市人口结构的变化，外来务工群体及其子女的教育路径正在发生转型，一部分家庭逐渐向居住、职业等条件更稳定更良好的方向发展。这一变化提出了新的问题：这些曾经在此类学校就读的学生，毕业之后走向何处？不同城市之间，是否存在差异性的路径？未来的研究，团队或将从横向的城市比较与纵向的个体追踪两个维度展开。

项目在形式上或许告一段落，但由此展开的问题与思考仍在继续。对团队而言，这不仅是一项研究的完成，更是一种与现实建立联系的方式。走出课堂之后，他们尝试去理解并记录：在这座城市中，那些外来务工子弟的孩子，是如何一步步“走进课堂”的。

对于“求是学术”育研活动而言，社会是一间更为广阔的课堂。“求是”从来不止于书本之中，更是在不断走向现实、回应真实问题中得以体现。唯有从实践中来，再回到实践中去，知识才真正获得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