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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朴素的问题：什么研究“值得做”？

在关于文科的种种讨论中，人们反复追问它的价值。尤其是古典学，这门需要与时间相处的学问，常被想象为沉静而封闭。典籍既在，阐释虽代有新声，但它的意义从来不只在于对经典的层层阐释，更在于持续为当下提供理解世界的方式。

正因此，真正的问题或许并不在于“文科是否有用”，而在于：当既有理论逐渐趋于完善，这门学问是否能够继续生长？

对正在进入研究的青年而言，这个问题更为具体：他们所面对的，不只是已有的知识体系，还有一个看似已经被充分解释的世界。当“理论是灰色的”，是否仍有可能在材料与实践之中，让知识重新获得生长的动力？

在创立初期，团队内部需要直面的是一个看似朴素、却并不容易回答的问题：什么是一个“值得做的研究问题”？项目负责人孙亚男更倾向于换一种表达：“所谓‘值得做’，本身也许是一个伪命题。不如说，是那些让人念念不忘的问题，最终才可能有所回应。”在他们的理解中，一个真正的研究问题，首先必须是“真问题”。它不只是对既有结论的修补，而应当具有继续生长的潜力，能够在未来较长一段时间内不断展开，甚至在不同学科之间引发回应。同时，它也需要具备被进一步理论化的可能，并不是预设一套框架去套用材料，而是在研究过程中逐渐生成解释力。除此之外，问题本身还应当具有某种“门槛”：它需要足够具体，也足够复杂，以至于无法被简单归纳或快速替代。

但在所有标准之外，他们反复提到的一点却显得更为直接：一个问题，必须是研究者真正感兴趣的，是愿意长期投入、不断尝试甚至反复受挫的对象。否则，再“重要”的问题，也难以走远。

二

在熟悉的典籍里，新的问题从何而来？

如果说研究的起点在于提出问题，那么对于这支团队而言，问题并非来自尚未发现的材料，而恰恰诞生于那些早已被反复阅读、反复阐释的经典之中。

长期以来，中国古典学中的“集部”往往被视为文学文本的汇编，其研究重心多集中于作者思想、文本义理或文学风格本身。相较于“经史子”之学的系统推进，“集部”研究在方法论层面仍显得相对单一。而正是在这一看似“熟悉”的领域中，团队成员逐渐意识到：或许问题并不在于材料的匮乏，而在于我们尚未真正追问：这些文本是如何生成、被书写、被传播，又如何被阅读的？

在访谈中，团队成员谈到，“‘集部之学’这个概念其实并不是我们提出的，北大、南大的学者此前已经有所讨论，我们更多是将它引入到自己的研究之中。”在他们的理解中，“集部之学”可以被看作与经学、史学、子学相对的一种研究路径，它所关注的，不是单一文本的意义阐释，而是别集、总集在生成、流传与阅读过程中的整体性问题。

也正是在这样的视角之下，研究的对象发生了微妙的变化。一方面，是对文本生成与流通过程中那些细微而具体的物质痕迹的关注，书籍的形态、刻本的差异、题跋的位置，这些都成为可以反复进入的材料，被团队成员称为“文本的物质考古”；另一方面，则是对书画作品在制作、流传与观看过程中的再考察，一种结合文献与图像的“纸上考古”。

这一问题意识的形成，并非偶然。项目负责人孙亚男与王鑫宇在北京大学中文系与《文艺研究》杂志社联合举办的跨学科夏令营中，接触到关于“文本物质形态”的研究视角。在持续的讨论中，一个观念逐渐清晰：文本从来不是抽象存在，它总是依附于具体的物质载体——书籍、手稿、刻本、题跋，乃至书画作品本身。正是这一认识，使他们开始重新思考既有的研究路径，并逐渐确立了“中国古典学物质性转向”的方向。团队不再仅仅将其视为文本的集合，而是将目光投向文本之外：那些与之相伴的媒介形态、流通制度与文化实践——书籍如何被刻印与传播，手卷如何在鉴藏与题跋中不断生成新的意义，图像与文字如何在同一媒介中彼此塑造。

在这一转向之中，一个更为清晰的研究框架逐渐形成，即“物—制度—媒材”的联动关系。在团队看来，“物质性转向”并不意味着仅仅研究“物”本身。文本一端连接思想，另一端则依附于具体的物质形态，而“制度”则构成两者之间的关键中介。无论是书写材料的使用方式，还是别集体例的形成，这些相对稳定的结构，都在持续影响文本的生成与流传。

当熟悉的典籍被放回其具体的历史情境与物质形态之中，那些曾被忽略的细节与关系，开始显现出新的解释力。也正是在这一过程中，古典学不再只是对既有知识的整理与阐释，而成为一个不断生长、持续展开的问题领域。

三

小切口，如何让跨学科成为可能？

“物质性转向”的确为他们打开了新的问题视角，但接下来的困难很快显现出来：这些问题，往往并不能在单一学科内部得到解决。团队借鉴新史学、新艺术史以及物质文化研究的方法，将原本属于不同学科的问题引入古典文学研究之中，从“物—制度—媒材”的角度重新审视既有材料。通过这样的路径，研究不再停留于文本内部的解释，而是转向对文本生成机制的追问：从“文本是什么”，走向“文本如何成为文本”。一开始，他们也并没有刻意去谈“跨学科”。更准确地说，是问题本身一步步把他们推向了那里。

在理解一则卷轴画题跋时，同学们发现仅仅从文学角度分析其修辞与意涵显然是不够的，还需要考虑它所依附的书画作品、题写的空间位置、甚至当时的鉴藏环境。问题在不断延伸，而原有的研究工具却逐渐显得不够用。也正是在这样的反复碰撞中，“跨学科”的方法浮出水面。

在方法层面，他们也逐渐形成了一种相对清晰的判断。王鑫宇同学在讨论中引用艺术学院张建宇教授的一个说法：“新材料+旧方法”可以做出扎实的推进，“旧材料+新方法”同样可能打开新的视角；但如果只是“旧材料+旧方法”，往往难以产生新的意义，而一味追求“新材料+新方法”，反而需要警惕流于概念的风险。这样的总结听上去简单，却几乎成为他们在具体研究中反复参照的标准。

有意思的是，在很多时候，他们所谓的“新材料”，并不真的意味着去发现某种前所未见的文献。相反，更多时候，是在既有材料中重新发现问题。数字化资源的普及，在这里提供了非常大的帮助。通过古籍数据库中的高清影像，他们可以反复放大、比对一些过去很难注意到的细节：比如书页之间的缝隙、装裱方式的差异、版式的微妙变化。他们开玩笑说，有时候是在“从书缝里找问题”。

但也正是在这些细节之中，一些原本被忽略的线索开始浮现：文本是如何被编排的，图像与文字之间如何相互作用，甚至一部作品在不同流通过程中如何逐渐变形。这些问题，并不宏大，却足够具体，也足够顽固，逼着研究者不断调整视角。

或许正因如此，他们逐渐形成了一种共识：研究不必一开始就宏大，相反，一个能够被反复追问的小问题，往往更有可能通向更深层的理解。而跨学科，也正是在这样的“小切口”中，悄然成为一种自然发生的结果。

四

从征稿到工作坊，如何搭建一个研究现场？

对他们来说，工作坊并不只是一个汇报成果的场合，而更像是一个可以不断试探、修正甚至推翻既有判断的“研究现场”。很多问题，正是在这样的往复讨论中，才慢慢显出轮廓。但工作坊并不是一开始就成型的，而是在不断试探中一点点被塑造的。

最初，团队从最基础的环节入手：他们将征稿周期拉长至半个月，希望尽可能给作者充分准备的时间；在初筛之后，又专门预留出一周的修改期，让入选论文有机会进一步完善。与此同时，宣传也从身边开始扩散：成员、同学与师友在朋友圈转发海报，随后通过学院与jrkan纬来体育 的官方平台推送，再到学界公众号的二次传播，一层层叠加，逐渐形成了更大的可见度。最终，工作坊收到了九十余篇投稿，这一规模甚至超出了他们最初的预期。

真正的挑战出现在筛选与组织阶段。两位负责人最初按各自熟悉的领域分头读稿：一人负责文学、历史方向，一人负责艺术史方向。但很快他们发现，不少稿件难以被简单归类，于是只能不断交换、重读，反复讨论。筛选的标准，也从优劣判断逐渐转向问题辨识：哪些研究能够放在一起，形成真正有意义的对话？

团队没有预先设定议题，而是根据初筛后的论文，提炼出若干研究方向，如“集部之学”“文学与图像”“绘画文献的编纂与流传”等。随后，他们邀请相关领域的青年学者与博士生参与复评，而这些复评人也在最终成为各小组的主持人或评议人。与此同时，不同小组之间还设置了书面互评，让参与者在报告之外进入彼此的研究之中。

在这些“看得见”的组织工作之外，一些细微的投入同样构成了这个工作坊的底色。为了呈现效果，两位负责人曾花费时间辗转多家打印店反复打样，从纸张触感到色彩呈现逐一比较，只为找到最合适的版本，这些看似琐碎的细节，某种程度上也延续了团队一贯的作风：形式并非附属，而是研究与表达的一部分。

在一次关于器物与文本关系的报告中，有同学以20世纪初中国青铜器大量流入日本为切入点，重新梳理其在跨文化语境中的接受过程。最初，这些青铜器往往被当作实用器物，例如茶具；但随着认知的加深，它们逐渐被视为承载历史与文明意义的“重器”。这一转变，不仅关乎器物本身，也牵涉到日本社会如何理解和想象“中国”。与传统考古学偏重纹样、器型的细部分析不同，这样的研究更倾向于将器物放入更大的历史脉络之中，作为连接文化认知与历史叙述的媒介。

另一组讨论则聚焦于文本编撰过程中那些容易被忽略的“物质痕迹”。通过对比朱存理《珊瑚木难》与赵琦美《铁网珊瑚》对同一手卷的不同著录方式，有同学发现：前者仍然保留了原有篆书匾额的形态，而后者在四库本中却将其统一转写为楷体。这一看似细微的差异，实际上揭示了文本在流传与整理过程中，如何不断被规范化，其原有的物质形态也随之被消解。

类似的个案不断出现，也逐渐勾勒出一条相对清晰的研究路径：从具体的物质载体出发，进入其背后的编撰制度，再进一步考察媒介形态如何参与意义的生成。也就是说，文本不再被视为孤立的对象，而是被放回“物—制度—媒材”的互动关系之中加以理解。在这样的讨论中，研究不再只是个人的工作，而成为一个可以被不断打开的过程。某种程度上，这个由他们搭建起来的工作坊，也正是在尝试还原一个更接近真实的学术生成现场。

在不断推进研究的过程中，分歧仍然存在，反而成为团队内部讨论的重要动力。随着研究不断细化，不同学科之间早已共享许多相似的问题意识与方法路径——无论是书籍史，还是物质文化史，都在文学、历史与艺术研究中被反复使用。也正因如此，真正的差异，往往并不来自学科边界本身，而是体现在对同一方法的理解深度与运用方式上。

换句话说，分歧并不在于“用不用某种方法”，而在于“如何使用”。面对同一材料，不同背景的研究者可能会得出完全不同的判断，而这些差异，恰恰构成了讨论得以展开的前提。对他们而言，并不存在一种可以覆盖一切的解释框架，研究的目标也并非追求理论上的圆满，而是在具体问题中不断逼近更合适的解释。

这种张力，在面对外来理论时尤为明显。例如，西方学界关于先秦“口传文本”的讨论，强调经典在形成过程中所具有的口述特征，这一观点既受到传播学与媒介理论的影响，也借鉴了中世纪欧洲的研究范式。但当这一框架被引入中国古典学研究时，也会出现不完全契合之处，需要在具体材料中不断修正与调整。

也正是在这样的不断碰撞之中，团队逐渐形成了一种相对克制的研究态度：既不轻易否定他者的方法，也不急于建立统一的框架，而是在持续阅读与讨论中，尽可能理解不同路径的有效性。某种意义上，这种对差异的保留，本身就是研究得以继续推进的前提。

五

“问题”不会止于工作坊，研究还在继续

对他们来说，这个项目从来就不是一个完成时。无论是工作坊的举办，还是阶段性成果的产出，都更像是一个不断展开的过程中的节点，而不是终点。无论是“物质性如何介入文本理解”，还是“媒介形态如何参与知识生产”，这些问题都不可能在一次工作坊或几篇论文中被穷尽。接下来的研究，更可能是在既有基础上的不断细化。围绕具体个案，反复进入材料，在更小的切口中延展出更稳定的解释路径。

也正因此，团队并不打算随着项目周期的结束而解散。相反，他们更希望将这一阶段积累下来的问题意识与研究方法，延续为一个相对稳定的学术共同体。未来的成果，也不会局限于单一形式：除了论文写作之外，他们也在考虑搭建持续性的讨论平台，甚至尝试通过展览或公共传播的方式，让“物质性研究”以更直观的形式进入更广泛的视野。

未来，团队将有意识地建立更稳定的学术机制。其中一项具体计划，是围绕西文经典展开系列读书班，以物质性、书籍史、宗教与民俗等方向为主，通过系统引入相关理论，尽可能缩短与国际前沿之间的距离。在书单的确定上，他们是由领读人提出建议，再由团队成员共同讨论、投票筛选，尽量在学术前沿与个人兴趣之间找到平衡。

相比“举办活动”，他们更强调的是“沉下心来读书”。在他们看来，只有在持续阅读与讨论中逐渐形成共享的方法与问题意识，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学术共同体才有可能建立起来。也许正因为如此，这个项目所留下的，并不仅仅是若干篇论文或一次工作坊的经验，而是一种仍在生长的研究状态。问题没有结束，它们只是换了一种方式，继续向前延伸。

六

一个更自由的起点：

在“求是学术”育研项目中“求真”

回看整个项目的展开路径，从问题的提出，到方法的生成，再到研究现场的搭建与持续推进，这一切之所以成为可能，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一个更为开放的起点。

与传统以课程或课题为导向的研究不同，这个团队的形成，本身就是学生自主发起的结果。从最初的问题意识，到后续的组织与实践，始终带有一种自发的探索动力。而这种自主性，并没有被削弱，反而在具体推进过程中不断被放大。他们可以围绕真正关心的问题展开讨论，而不必完全依附既有的研究框架。

不同于单一学院内部的学科结构，“求是学术”育研活动在一定程度上提供了一个更具整合能力的空间，使文学、艺术史、历史等方向的学生能够在同一平台上展开对话。团队成员也提到，相较于一些学科边界更为明确的高校环境，这样的空间反而更容易容纳尚未定型的研究想法，让跨学科不再只是概念上的倡导，而成为可以实际发生的研究方式。

更重要的，是一种对尝试的包容。在项目推进过程中，无论是提出“物质性转向”的研究方向，还是自主筹办工作坊，这些本身都带有一定的不确定性。jrkan纬来体育 所提供的支持——无论是资源对接，还是对学生自主发起活动的认可——使这些尝试得以展开。

这种开放的环境，也在影响着他们对未来的设想。团队已经在筹划新的跨学科讨论，例如围绕“纸张与人工智能”主题，邀请不同背景的研究者共同探讨在数字化语境下，纸质媒介的意义是否正在发生变化。

这种自由与开放，并不意味着随意，恰恰相反，它建立在对学术的敬畏之上。正如团队负责人孙亚男所说：“敬畏学术，挑战学术，创造学术。”在他看来，真正的学术，并不取决于发表的数量，而在于是否触及了“真问题”。“不是所有发表的文章都能称为学术。”团队成员在讨论中反复提到这一点。对他们而言，学术的起点，始终是“求真”。

或许也正因为如此，在“求是学术”育研项目的支持下，这样的探索才显得尤为重要。它不仅提供了一个展开研究的空间，也让青年研究者逐渐建立起一种自信：他们有能力去提出问题，去挑战既有范式，甚至在某些边界上做出自己的尝试。

而这，或许正是“求是”最具体的体现——

不是给出确定的答案，而是在不断追问之中，尽可能接近真实。或许，古典学的未来，并不在某一个确定的方向上，而在于这种持续展开的能力本身。